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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与启示
作者:乔茂林    来源:《云梦学刊》2017年第6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7-12-21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谱系十分庞杂,其在近代中国发生较大影响的部分的思想来源脉络可以从戈德温追溯至普鲁东再到施蒂纳,而克鲁泡特金是这一思想逻辑演进历程的集大成者,他们从人性互助论出发,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威胁个人绝对自由的权力及其现实外化关系。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前介绍进入国内的初步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广泛传播阶段、与马克思主义论争失败后的分化和瓦解阶段??疾煺庖凰枷虢环婀?,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为:必须通过学术方式面对这一问题,无政府思想本身的价值必须得到认可,应辩证考察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从而更好地继承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传播;理论论争

安徽11选5投注 www.7hzak.cn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传播史中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是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为我们所熟知,而把握两者的差异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则需要我们梳理无政府主义本身的思想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清理双方论争的焦点问题与过程,为我们系统把握双方在中国语境下的思想提供了前提性保障。面对这些思想资源,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必须超越曾经全盘接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反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辩证地加以考察,从而为我们在今天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真正有益的思想支撑。

  一、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源于古希腊并且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流派,内部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在近代中国发生较大影响的部分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戈德温的《对政治正义的评论》。该书认为,政治正义的要义在于保障个人绝对自由,保障个人绝对自由必须反对任何有必要的权威性组织,而这种必要性仅仅限于面临外部入侵力量破坏个人绝对自由时的自发性联合。普鲁东继承了戈德温的反对权威的思想并且对近代中国思潮发生了直接影响,他认为,不是一般性反对一切权威组织而是要具体地反对一切组织、国家和政党,而是将它们指认为对自由与个人所有权的威胁,“所有权是一种天然的、绝对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和不可出让的权利”[1],生产者在生产与交换中都必须根据维护个人自由的契约进行互助生产与等价交换,从而维护保障私有财产的公平正义。

  将无政府主义中个人自由原则发展到极端是由施蒂纳完成的,“尽管社会欲图使每个人达到他的权利,然而只能达到社会所认可的权利,社会权利,而并非真正达到他的权利。我却由于自己力量的完整性而给自己权利或从我自己处取得权利”[2]。施蒂纳不仅是赞同或者反对国家、财产国家、自然权利,而是进一步认为这些反对或者赞同的对象不过是幻觉,唯一重要的是个人利益,财产是个人意志与个人自由的保障,维护私有制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原则,任何联合起来的组织都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的体系化建构是由克鲁泡特金完成的,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将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将此前反对非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立场转换为维护者立场,三是论证了理智与良心是人性中最为深厚的情感,它由人类全部的进化历程塑造而成??寺撑萏亟鹑衔?,人的自由、创造力、道德水准的维持或提高诉诸政治权威与强制权力支配是无济于事的,而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由人们自发的消除任何阶级差别的组织来协调社会运行。

  通过考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逻辑演进,我们看到,其理论的根本原点在于相信人性中的自助与合作是根本的能力,摆脱权力统治人类就可以通过协作构建出没有政治压迫的理想社会,而权力统治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指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中一切压抑和威胁个人自由的统治力量。无政府主义试图达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满足每一个个体自有存在,并且能够为每个人发挥个人天赋与创造力提供足够的社会关系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充分的空间来实现自我发展,权力从组织回归到个人手中,每个人都拥有参与决定集体未来的权利,而个人的道德水准也得到了足够的社会空间保障。他们之间的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实现理想社会方式存在暴力斗争与和平推动的区别,二是关于个人财产与个人自由关系存在分歧,因此导致了是否废除私有制的差异。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前介绍进入国内的初步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广泛传播阶段、与马克思主义论争失败后的分化和瓦解阶段。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亡与有识之士的寻求救国良策构成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语境,其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种种思想流派被先后介绍进入中文世界。无政府主义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可以上溯至1902年“马军武翻译的《俄罗斯大风潮》,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据说是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书籍?!?sup>[3] 1907年,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在日本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于东京发起 “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同年,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接受张静江资助于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以介绍普鲁东、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思想与各国无政府主义实践活动,从而形成中国另一个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新世纪派”。列宁曾精辟论断,“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4]。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废除权威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北洋军阀连年内战的苦闷中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否定心态,被其信徒称为“中国的蒲鲁东”的刘师复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而被民国初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者尊为楷模。他于1912年在广州成立“晦呜学舍”是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创办该团体机关刊物《晦呜录》(后改为《民声》),1913 年成立作为组织工人中心的“决然俱乐部”,向工人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还主持编印了《无政府主义粹言》与《新世纪丛书》等其它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刘师复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下,各地陆续成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组织,“师复团体的努力使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5]。

  1915年3月,刘师复于去世之后,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郑太朴等人成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后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新文化运动为各类思想传播提供的平台广泛传播,1918 年以后,全国各地先后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高达90多个,[6] 创办刊物有70 多种,如《太平》(平社)、《进化杂志》(进化社)、《人群》(群社)以及以劳动问题为核心的《劳动》与《劳动宝鉴》等,[7]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巅峰时期,演化为不同的流派,其中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人物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被指认为“正统派”,他们以“实社”和“进化社”为组织基地,以《进化》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既注重思想又注重组织方面的建设,宣传他们是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科学思想依据。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成“新虚无主义派”,他们以北京大学“奋斗社”为代表社团组织,通过《奋斗》旬刊宣传他们的思想,但影响比较有限。新文化运动后,伴随中国革命形势变迁,马克思主义以不可阻挡的真理力量迅速占领中国思想界,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于1920 年 9 月在《新青年》第8 卷1号发表,公开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否定一切强权的态度否定所有政府,并逐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出不应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否定一切强权。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的杂志还有《少年中国》、《先驱》和《觉悟》(《民国日报》副刊),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阵营日渐分化并最终渐渐离开了中国的思想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考察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的论争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自由问题、无政府主义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反对问题、自发革命与革命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复主张绝对的自由、极端的自由,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强权都是对绝对自由的干涉甚至扼杀,国家源于强权又是强权的象征,因此是首先应当反对的对象,将其废除指认为人类获得绝对自由的第一个前提?;屏杷俏拚饕宓牧硪晃淮砣宋?,他认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核心,“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好朋友”[8]。区声白则将绝对自由主义放置于一个具体的团体内进行阐述,最终得出个人自由必须绝对高于人格团体的结论,“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9] 作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的李大钊则对绝对自由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论证了脱离具体社会谈论自由问题的只是一种空洞抽象,“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单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10]。李达对绝对自由的批判则是从唯物史观的经济限制角度进行的,指出自由脱离了社会物质发展水平是不能够真实存在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自由必然受到历史经济前提的制约与规定。关于“自由组织”、“自由联合”等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在限定条件下的支持,“力求与彼此接近”[11],自由的真正实现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陈独秀则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判,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克鲁鲍特金所推崇的自治市,认为自治市的失败原因在于缺乏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劳动组织,导致了贵族可以轻而易举地垄断政权,而正是对绝对自由的推崇促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交易剥夺劳动者,因此对于劳动阶级的利益保障而言,提倡绝对自由“便不啻于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旨”[12]。他从现实角度对绝对自由的反对是通过举例论证来完成的,譬如在一条住着一百多户居民的大街,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必须搬迁,而绝大多数人同意搬迁,少数人决意不肯服从,如果听之任之,多数人同意搬迁的自由如何体现呢?如果按照多少人的意见搬迁,那么少数人的自由又如何得到尊重呢?“我们的社会乃是由许多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的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绝是没有的事”[13]。因此,陈独秀认为,将问题的核心指认为绝对自由是尚未抓住重点的表现,自由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社会制度改革,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14]。

  易家钺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一切强权”的批判, “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也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15]。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统治形式本身的中立性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两个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驳。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指认的一切强权如制度、国家、政治机关、法律等政治统治形式本身是无所谓善恶而是中立的,其表现出恶的面貌是因为有人利用其作恶,“强权所以可恶, 是因为有人拿来了他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 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16]。既然剥削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政治工具来剥削无产者,那么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而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17]。在证明了国家的中立性之后,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核心内容自然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无政府主义谬误进行深入批判的思想,陈独秀认为,“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有强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8],在其消灭资产阶级以前与消灭过程中,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组织后依旧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在于,私有制从历史现实中消失到从人的观念中彻底消失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的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间,无论如何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可能,我们不可能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sup>[19] 换言之,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合理性在于对私有制本身与私有制观念的区分,后者比前者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消失,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后者需要比消灭前者花费更多的时间。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除无政府主义以外的一切革命的目标都是为了政权更迭,是少数人的革命,革命胜利以后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替另一种政治制度,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目标不仅仅是推翻旧的政治制度,而是要废除一切政治制度,建构以人与人互助高尚道德为根基的和谐社会。他们制定了五种革命方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目标,“书说(书报、演说)、群众联盟、群众暴动、平民抵抗(抗税、抗役、罢工、罢市)、暗杀(以实际行动作宣传)”[20]。暴力的合法性的根据是其具有明确的道德和社会意义,换言之,“如果暴力没有明确的道德和社会意义,它将等同于恐怖主义”[21]。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把革命手段看成实现革命目标的方式,而且将其同时视为社会力量重新整合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次灵魂革命之旅,人民在暴力中获得境界的提升和思想的升华,从而铸就了新的人格。无政府主义者根据其固有的去组织化原则,迷信自发革命斗争,反对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党,李达针锋相对地指出,“什么劳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22],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是共产党的责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步到全体中宣传革命,实行革命”[23]。严密的组织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坚实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超越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启示

  追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并考察近百年来对其的评论,我们认为,首先要突出对争论研究的学术性,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是学术界乃至大众文化中的常识,如果取消学术研究的态度去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那么关于该问题论证的公信力就会严重下降,而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以客观立场展现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与进程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乖肥率?,我们看到,新文化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理论在中国大地展开激烈竞争为中国历史走向提供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只是这些纷繁复杂思潮中的一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在等各种思潮从而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真理光芒与为之献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其真理性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展现与丰富又以实事反过来为当时的胜出奠定基础。

  许多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进步人士,通过参与或旁观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恽代英与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在日后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的青年先后与无政府主义决裂,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解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而对那些杰出青年产生深刻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度必须给予客观分析,如果马克思主义经过复杂斗争战胜的是一种根本不值一提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也会大打折扣。无政府主义揭示了一部分真理表现在对当时资本主义时代一定深度的把握,无政府主义将包括资产阶级国家在内的一切政府指认为玩弄人民的骗局,因而将视域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无法进入决定性的经济领域,从而错误地判断中世纪城市的瓦解认为是政治力量的干涉而无法到达资本塑造世界社会新秩序的深度,“不单单是一个?;つ持终巫杂傻恼巫橹?。它试图在比村落公社更大得多的规模上组织一个在消费和生产以及一切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互助和互援的紧密组合,而又不把国家的枷锁强加于人,却使属于艺术、技术、科学、商业和政治组织的每个独立阶层的个人都能充分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24]。 但其对于政府的批判对饱受中国传统专制政府压制与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横行带来的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有较大吸引力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府之前一切政府的压迫本质。虽然无政府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并未到达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运动规律的深度,停留对于对大机器生产的批判与对往昔手工业的田园牧歌式的怀念,“在普通物品的制造上, 机器是要代替手工的。同时现今完全在工厂中制造的多数物品的美术装修上, 将来手工是要凌驾机械力的。在将来数千种新工业的发育上,手工业是要永远维持其重要要素的”[25]。但无政府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深刻压抑人性的直觉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近代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相对的滞后性,导致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发展落差的迟钝,即无法独立准确判断无政府主义所批判的对象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借助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提出中国救亡道路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条件是他们能够战胜无政府主义的原因之一,而这些主观条件的培育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研究条件受到文献数量有限与社会动荡的影响的局限中,通过俄日等外语或者中文翻译文本孜孜以求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且有他们早年求学的刻苦钻研精神,积累丰厚的中文古典素养造就了一流的文字能力,因此对于在论争中得心应手地以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语言习惯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富有中文语言魅力,从而吸引更多进步青年接近乃至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

  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中包含着许多超出论争本身的思想资源,本文仅以陈独秀当时的文章为例来激活其对今天的启迪意义。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并非一般意义上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这样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中看到了中国实现跨越式突破的可能性。陈独秀准确判断了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育,但是帝国资本家对于中国的掠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可能性,使得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桥梁在于政治革命,创造实现革命成功条件。蔡和森、恽代英、李达在解决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是否应该或如何相结合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尽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战胜无政府主义者时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思想在随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了负面效应。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集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无政府主义所选择的取消集体主义的解决思路无疑是不具备现实性的,而陈独秀则试图通过绝对强制的方式解决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个人自由空间开拓的问题,一味强调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忽略了个人与集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关系,忽视了即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不同情境中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复杂多样性。这些负面思想的影响一致延续到建国后某一阶段的政治生活,这是需要我们今天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加以扬弃的。

  注释:

  [1] [法]普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7页。

  [2] [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21页。

  [3]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4] [俄]列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289页。

  [5] [美]阿里夫·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6] 张志怀,《中国无政府主义:二十世纪初的“乌托邦”》,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

  [7] [美]阿里夫·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165页。

  [8]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进化》1919年第2 号。

  [9] 区声白,《区声白至陈独秀》,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

  [10]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 卷。

  [11]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民国日报》1921年副刊“觉悟”。

  [12] 陈独秀,《谈政治》,载1919年《新青年》第6卷。

  [13] 陈独秀,《陈独秀答区声白》,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

  [14] 同上。

  [15] 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载 《奋斗》1920年第2号。

  [16]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1920年第8 卷。

  [17] 同上。

  [18] 同上。

  [19] 陈独秀,《陈独秀答郑宗贤》,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

  [20]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21] 同上书,第84页。

  [22] 李达,《评第四国际》,载《新青年》1922年第9卷。

  [23] 同上。

  [24]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70—171页。

  [25] [俄]克鲁泡特金: 《田园、工厂、手工场》[M],汉南译,上海:上海自由书店版,1929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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